作者:亨凯

A某,男,60多岁,他抗拒一切“高档”餐厅,他只吃路边摊。他每年只有在大减价时期才会给自己购置衣服。出门旅游,他反对住任何的星级酒店,只愿住最廉价的旅社或免费的寺庙。他排斥所有的“精致”和“改变”,坚持原来的生活习惯,即便这些习惯是粗糙和不健康的,但这让他安心。总而言之,他抗拒一切有关“享受”的“高消费”,即便对大多数人来说以上的消费已经不属于“高消费”,即便这些消费对他来说也不再是难以负担的压力。

B某,女,40多岁,她正在考虑儿女的教育问题。她有时觉得儿女读不读书或者读到什么程度并无所谓,有时也会想让儿女到中国留学,但她反对儿女去读大学,希望儿女去读职业教育培训的“大专”甚至“中专”类学校。最后,她把高考失利的儿子和正在缅甸读大学的女儿,送到国外的赌场工作去了。

C某,男,30多岁,他有好几个结交10多年的朋友,他和朋友们总会时不时地见面。而最近几年,和朋友见面时的一个常规活动是打麻将,一打就一整天,这一天里,他们会抛开所有工作上和家庭里的事情,打麻将时虽然也会聊几句“白话”,但都不会有什么特定和实际的内容。

以上三个案例,是缅北华人社会一个极为普遍的形象描述。居住在缅北的华人,身边都能找到符合以上形象的亲戚或友人,甚至就是自己形象的再现。但是,在我们要对以上的案例进行任何的批判之前,我们需要再了解一下这三位的成长和生活背景。

A某曾经赶上华文教育公开且普及的年代的尾巴,当时的他是位“爱国华侨”,甚至在手上留下了当时流行的“爱国刺青”。华文教育被取缔后,他也没有转去缅文学校,即便他转去学习缅语,当时的歧视政策也不会允许他就读“重点”学科。他曾经从事“报国”工作一段时期,但任务结束后发现那个“国”事后并不承认他。从此,他在那个“国”做着最底层的工作。他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回到缅甸,可是最后又因为不适应又回到那个“国”。

B某也没读过什么书,丈夫因为吸毒入狱二十年,因为和夫家关系不好,于是带着儿女南下仰光,她不怕吃苦,做了很多工作,也曾因为“贪心”被骗过一些钱,但总算把孩子们拉扯大了。但是孩子们的教育和职业发展,她只能凭借自己的经历来理解和判断了。

C某,读过几年的缅文学校和几年的华文学校。家里还算有点积蓄,他现在从事着和边境贸易有关的事业。不过,由于近年来边境贸易的收紧和边境金融问题的管控,他在事业上遭遇了瓶颈。他的朋友们也是同样的情况。在宏观的制度变迁面前,作为严重依赖既有的边贸习惯的人们来说,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希望。

这三人的生活很可能也是许多缅北华人的生活。而现在时代改变了,缅甸政局愈加开明,歧视政策已经放宽许多,中缅两种教育也日益普及,商业环境也有很大改善,各方面都欣欣向荣,缅甸华人与其他群体一样都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在缅北,依然有一个群体、一代人被时代所抛弃,随之而来的恶性循环是这个群体也抛弃了不断变迁的时代,最终导致这个群体甚至这个群体的下一代丧失了在社会向上流动的途径和空间。这是时代和环境所导致的固步自封,但我们依然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他的代表作《学做工 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讨论了一个教育所引发的悖论。从社会角度而言,教育的目的是让人增长知识,借此在生活和工作中获得提升,改变其社会阶层地位和生活条件。然而威利斯却发现“工人阶级的子弟依然还是工人”没有改变。他通过称为“家伙”们的12个学生的田野观察,发现这些“家伙”是“自甘”继续当工人的。这些“家伙”们虽然在学校接受教育,但他们却看不起那些学习好的学生,他们排斥“脑力劳动”,崇尚“体力劳动”。最后,他们并没有通过教育和学习,成为知识分子和白领,而是像父辈一样继承了工人的身份。

威利斯认为,造成这样的结局,原因在于社会文化本来对工人就具有歧视,工人的子弟们于是向这样的歧视进行反抗,然而他们的反抗方式最后却加强和国定了自己的工人身份,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上海东华大学青年学者韩彦超向笔者解释,“因为主流文化不接受他们,他们就想表现得不屑于与主流文化‘同流合污’。例如他们觉得好学生都是娘娘腔、书呆子,男生就应该有男子汉气概。他们自以为在反抗,却通过所谓的‘反抗’,实现了自身社会地位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虽然父辈的工人身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人子弟未来的身份发展,但工人子弟的“自主”选择才是主要原因。

缅北华人正面临着“学做工”的恶性循环。A某,因为在身份认同上受到“双重排斥”,加上长期的底层工作经历,使他即便现在生活条件转好,依然保持着“工人”的底层心态,对一切“精致”、“高消费”和“高等”保持排斥,无法融入和适应已然改变了的社会。B某,发现了环境对她的限制,于是试图离开原有的环境,然而她却在新的环境里依然保持着旧环境所给予她的“知识”来看待问题,她在孩子的教育和工作上,表现出了极大的自相矛盾。C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缅北边境特殊环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边贸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边境也限制了他的思维与眼界,而当边境发生“巨变”时,他措手不及又无法理解,不愿改变且消极对应。

毫无疑问,环境和制度对缅北华人的影响是深刻的,但缅北华人社会依然出现了许多在各领域的成功人士,实现了社会的上升流动,因此关键还是“自主选择”, 而教育则依然是“自主选择”的最佳帮手。

缅北华人教育一直有两个特征:一是对缅文教育的排斥,二是普遍的“读书无用论”。

缅北的华文教育一直受到各界的肯定,但由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一些华人家庭抗拒或不重视官方的缅文教育。笔者多年前在缅北华文学校任教时,曾亲眼见到一名家长训斥自己的孩子,“如果继续去上缅文学校,就要逐出家门”。由于不接受缅文教育,孩子就难以融入缅甸主流社会,而被排斥在社会边缘和底层,只能继续“务农”或“务工”,社会身份就此固化。

另一方面,缅北华人虽然重视华文教育,但同时又秉持着“读书无用论”的观点。笔者当时曾有一名优秀的学生,她兼读中文和缅文学校,品学兼优,然而却在中文读完初中缅文完成八年级时,在家长的要求下退学去打工了。笔者无法得知其后来的发展,但是许多能够想象到的美好期望却因为提早退学而被打断了。由于对缅文教育的排斥以及“读书无用论”,缅北华人社会总是不断出现上文所说的A某、B某、C某。

缅北华人的教育观点急需改变,接受中缅两种教育是作为“缅甸华人”的不可缺少的文化特征和生存要素。而华文教育机构也需要为此而升级改革以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缅北华文教育机构数量庞多且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是目前缅甸华文教育最成功的地区。但缅北华文教育目前最高程度为高中,学生们高中毕业后还难以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及正确的世界观,且尚未掌握能够谋生的一技之长。这也是“读书无用论”产生的一个原因。缅北华文教育经过多年发展已具备良好的基础,应该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完善缅甸华人教育的体系,为缅甸华人的知识发展提供最完整的支持。

“务工”、“务农”并不可耻,但谋求发展、摆脱迷茫的人生、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人类美好的追求,而“知识”依然是人们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根本保障。知识改变缅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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